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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用马克思主义品味历史的风景

察网2018-09-12 06: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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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历史和唯物史观。但是,现在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其实在史学界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抛弃,这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之一。以下是前些时候我和几个朋友讨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解读历史时的发言,后来朋友们帮我陆陆续续整理了出来,并在察网上发布了第一到第七部分。这几天又根据反馈的意见,做了一点修改补充,并加上了最后一部分。看过前面几个部分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看最后一部分。另外,在此感谢帮助我整理的朋友。


一、历史的起点——历史的有限性与无限性


稍微对历史感点兴趣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这个词——“史前史”。这个词本身显然就包含了一种逻辑矛盾——到底是“史前”呢,还是“历史”呢?这其实就涉及了一个历史的起点问题。

历史应该从什么时候写起?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这反而是一个争论异常激烈的问题。

我们最常接触的一种作法是从人类产生写起,或曰人类史。像我们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和大多数通史著作就是如此。相应的,中国史一般就是从“中国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多为元谋人)”写起。

第二种做法是从“文明产生”写起,或曰“文明史”。西方大多数历史著作采用的是这种写法。他们认为,历史学只涉及“文明产生”以后的事,“文明产生”以前的事应该属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现在中国这种写法的著作也越来越多,包括我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其实也是采用了这种写法。按照这种写法,“文明”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就成了“史前社会”,其历史也就成了“史前史”。

第三种做法是从“宇宙起源” 写起,代表是近年来国外流行的一部著作《时间长河——一部大历史》。这部书是从“宇宙大爆炸”写到今天。

这三种做法比起来,哪一种比较合理呢?显然,前两种做法是明显有问题的。他们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文明”与“野蛮”对立起来。然而事实上,人类是自然的产物,原始社会较之“文明时代”更加公正。因此,这两种做法都不过是自封为“万物之灵长”或“文明人”的精英在自我意淫罢了。两者相比较,第二种尤为恶劣。因为一旦掌握话语权的人把对方打为“野蛮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抹去其历史。

对于前两种做法特别是第二种写法给予最有力批驳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 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历史应该是包括自然史在内的。可笑的是,采取前两种做法的很多历史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还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呢!

那么,是不是第三种做法就是对的呢?且慢下定论。先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宇宙大爆炸”是历史的起点,那大爆炸之前呢?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里,历史没有起点,宇宙也没有边界。因为如果历史有一个起点的话,必然还有一个“起点前”,如果宇宙有一个边界的话,必然还有一个“边界外”。这应该是小学生都能够明白的道理。

你们可能会拿出一大堆物理知识,譬如广义相对论等等来反驳,论证大爆炸之前没有宇宙,也没有历史。但是不要高兴地太早,在500年前,地心说也是绝大多数人相信的科学,论证也很严密。可惜的是,《天体运行论》一出版这些“科学论证”就变成了笑谈。

有钱有势的人总是希望其他人相信历史有一个起点,宇宙也有一个边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有一个空间安放神灵,才能够有效地麻痹劳苦大众,让他们致力于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放弃对现世的抗争。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第一个喊出“宇宙是无限的”的布鲁诺遭受了火刑。这不是因为他的观点违反了科学原理,而是因为这种观点动了上等人的奶酪。

遗憾的是,四百多年过去了,人类似乎并没有什么进步。只不过用“宇宙大爆炸”取代了地心说,“科学”成为了新的宗教。一旦有天真的小孩子戳破这件皇帝的新衣,马上就会遭受“反科学”的火刑。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物理学没有科学的依据,而是说他们缺乏一种科学的眼界。他们眼中的“宇宙”只不过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有限部分罢了,就像哥白尼眼中的“宇宙”只不过是太阳系,晚些时候科学家眼中的“宇宙”只不过是银河系一样。即使大爆炸假说是成立的,也不过证明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系统——无限宇宙中的一个小部分——是有限的,它的生存与灭亡也仅仅是无限历史中的一个纪元。

毛泽东时代把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系统称为“总星系”,认为“总星系”和太阳系、银河系一样,一定是有起点和边界的,尽管人们还没有找到。在“总星系”之上,还有未知的更高层次空间系统,如是无穷。这显然比现在把“总星系”说成整个宇宙,弄出一个大爆炸假说再用“平行宇宙”来补漏合理得多。只可惜,有钱有势的人是很难接受这种世界观的。

通过讨论历史的起点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不可能脱离现实,这个看似与现实无关的问题也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今天,史学界最流行的就是所谓“客观公正”。然而,“客观公正”的潜台词就是以“我”为中心。即“我”的观点才是“客观公正”的,与我不同的观点就是“不客观公正”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客观公正”。现实中,这些人往往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立面,认为为穷苦人说话是“不客观公正”的,为有钱人说话才是“客观公正”的。所谓“客观公正”成了做有钱人奴才的遮羞布。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一点而沉醉于“客观公正”的假象里,学习历史只能对你们起负面作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来不标榜“客观公正”,明确表示书写历史应该旗帜鲜明的站在劳苦大众一边,这其实才是最大的“客观公正”。历史的价值在哪里?说到底还是为了改造现在,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有钱人总是反对改造现在,希望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却又总是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把共产主义当成“历史的终结”。其实,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共产主义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新起点。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讨论历史了。


二、恐龙灭绝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同一性问题


在自然史中,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生物史,或者说是生物演化的过程。因为我们人类也是一种生物。

生物演化领域最经典的观点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本思想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然而,二十世纪研究生物进化史的学者发现,其实生物进化的真正历程并不是达尔文所说的那样,因为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这种说法,生物演化的速度应该是大体上差不多的。而实际上,生物演化的速度是相差甚远的。有的时候生物突然大量涌现,譬如寒武纪大爆发,有时候生物突然大量灭绝,比如恐龙的灭绝。如果仅仅用达尔文的理论是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的。譬如说恐龙时代哺乳动物就已经存在,然而哺乳动物在与恐龙竞争时,并没有显露出独特的优势,而是一直处于一个不利的竞争地位。整个中生代,恐龙一直处于生物链的顶端,却突然灭绝了。这显然不符合“优胜劣汰”的渐进式演化论。

有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这些缺陷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赞成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可以说,达尔文进化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的依据是,一些经典作家曾经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提并论。像1867年,恩格斯在为《观察家报》作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指出:“他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其后,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中指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并列,不仅从“外表方面”,而且从“内容方面”都是正确的,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则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进化论有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我们多读一点经典著作,就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认为进化论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认为,进化论仅仅是把现实中资本主义那套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理论拿来解释自然界的演化,因此这种理论必然是有局限的。所谓“科学”指的只不过是比之前流行的神创论要更科学合理一些罢了。1875年11月12日,恩格斯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事实上,二十世纪关于生物演化的新发现不但不能证明马恩理论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的范围比传统上我们想象的更为广泛。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曰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不认为人类社会基本发展脉络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范式,而是“压迫—反抗”的阶级斗争范式,弱者最终将推翻强者的统治。这种范式下,历史呈现“革命—间歇”的特点,不是庸俗进化论描述的匀速直线运动,而是一曲浪漫的华尔兹。

现在生物演化领域比较流行的是“间断平衡理论”。1972年,埃尔德雷奇(N. Eldredge)和古尔德(S.Gould)提出断续平衡论,也译为间断平衡说。这个学说认为生物进化发展的过程不是直线性,而是波浪型、间断型的,化石的不连续性是历史的真实反映。新物种是短时间内迅速出现的,然后是长时间的进化停滞,直到另一次快速的物种形成出现。但是这种理论仅仅利用基因突变的逻辑解释生物演化,因此遇上了很多无法解释的困难。

若我们引入“压迫反抗”的马克思主义范式考察生物演化的过程,就会发现生物史和人类史很类似,也呈现“革命间歇”的特点。即总是一个个占统治地位的生物种群被推翻,同时一个个处于受压制地位的种群逐渐崛起发展起来。比如占统治地位的恐龙灭绝了,受压制的哺乳动物取代了恐龙的地位。这背后恐怕也是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在自然界中,越占统治地位的生物越特化,像恐龙就和中生代的环境是高度契合的。然而,这种对环境的高度适应,反而意味着一种僵化,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很快就消亡。与此同时,过往那些因为“适应力不高”而被压制的物种,反而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这就是生物演化史中的“革命”。

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越来越感觉到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已远远超过达尔文。像“压迫—反抗”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并不仅仅限于人类社会领域,甚至某种程度上自然史领域也可以使用。当然,自然史也可以参考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等于简单的照搬,恐龙灭绝类似于阶级斗争,但毕竟不是阶级斗争。但不管怎么说,研究自然史时借鉴“压迫—反抗”的阶级斗争范式至少应该是比照搬资本主义社会中“优胜劣汰” 的生存竞争范式更为合理的。而且我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正确性会得到更多证明。

生物界是如此,那么非生物界是否也是如此呢?我认为可能也是差不多的。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比如我们生活的地球,乃至银河系,或许也是另一种类型的生命,也存在着压迫与反抗等类似的斗争。只不过因为它们是过于巨大,其运动变化过于缓慢,对我们人类来说,其演化难以观察清楚罢了。但是,没有被验证,不代表不存在。如果细菌和病毒之类的微生物进化到了人类的水平,恐怕也很难弄清楚人类的历史。

另外,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取得统治地位,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一切物种都高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因为我们在生物丛林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无论是视力、听力和体力等各个方面,人类在所有动物,或者说同类型动物中,差不多是最差的。而且,和玄幻小说相反,人类的繁殖能力在同类型动物中也近乎垫底。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除了开发自己的智慧用于反抗外,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可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人类能够取得今天的统治地位也是一种“革命”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个政党是这样,一个物种也是这样。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如果我们忘了原来是如何取得统治地位的,自诩“万物之灵长”而肆意妄为的话,那么结果可能与恐龙不会有两样。毛泽东指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不仅在人类社会是适用的,在自然界也是适用的。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要自封为高贵者,而要保持平常心,不仅要平等的对待其他人,也要平等的对待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也就是我们的初心。


三、恩格斯错了吗?——浅谈人类演化的几个问题


什么是人?这大概是自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相传,柏拉图曾经把人类定义为“两足无毛的动物”,结果,他的一个学生灵机一动,逮了一只大公鸡,把毛拔了个精光,然后,提着这只晃悠着“两足”的无毛的公鸡,跑到学堂里向众人宣布到:“大家快来看啊,这个东西就是柏拉图的‘人’”。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在“什么是人”这个问题上?学界也的确有很大的分歧。大体说来,对“什么是人”的界定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从人的生理特征出发,认为能不能直立行走是人与其他动物区分的标志。另一种是从人的社会行为方面出发,强调能不能制造工具是人与其他动物区分的标志。尤其是19世纪以来,随着进化论和人类学的发展,关于什么是人的这种分歧,也就更加明显了。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人本身”的理论。文中一方面肯定直立行走是“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同时明确指出 “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即与直立行走比起来,能不能制造工具从事生产劳动才是人与其他动物区分的根本标志。由于人类能够从事制造劳动工具的劳动,这种决定性的因素已经不再是生物学的因素,而是社会的因素。由于这个原因,自然界的发展实现了巨大的飞跃,超出了自然界本身的范围,进入人类的社会及其历史的领域。

现在,一些学者发现一些动物也能制造工具。比如黑猩猩会用石头和树枝击碎坚果,也会用去掉叶子的树枝从地下蚁穴挖掘白蚁。他们由此宣称,这证明了恩格斯关于“能够从事制造劳动工具的劳动”是人与其他动物区分的根本标志的观点是错误的,人类的形成是以直立行走为标志的。

显然,他们的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如果说能不能直立行走是人与其他动物区分的标志,那么鸟类也可以直立行走。而且制造工具本身也应该看成一个生成的过程,比如说黑猩猩与人,在制造工具方面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黑猩猩或者其他动物制造工具是一种偶发的,辅助性的行为。而人制造工具是常态化的,是一种生产生活必需的行为。恩格斯指出:“现在还活着的一切类人猿,都能直立起来并且单凭两脚向前移动。但是它们只是在迫切需要的时候才这样做,并且非常不灵便。它们自然的走法是半直立的姿势,而且需要用手来帮助”。因此,不能因为黑猩猩能直立起来并且单凭两脚向前移动就说它可以直立行走。同样,即使黑猩猩和其他的一些动物能够偶然地制造工具,也和把制造工具做为生活常态的原始人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不能以一些动物也会制造工具来否定“能够从事制造劳动工具的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现在一些学者极力否认劳动(制造工具)的作用,不过是否认现实中劳动者的作用,为不劳而获的“上等人”辩护罢了。

如果把制造工具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那么人类的演化大概经历了“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三个阶段。“完全形成的人”又可以分为早期猿人(最早的人属)、晚期猿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四个阶段。在人类演化历程方面,争议的问题集中在人类究竟是单一起源还是多地区起源上,也就是从猿人到智人,再到现代人的演化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径。中国大部分的学者认为猿人到现代人,比如北京人到早期智人丁村人,再到晚期智人山顶洞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大多数西方学者则认为,他们之间是不存在继承关系的。他们宣称直立人有很多种,只有一种发展成了智人,并认为晚期智人阶段存在着“第二次走出非洲”,即晚期智人都是从大约十万年前非洲一个智人的支系发展起来的,5万年前他们走出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种观点呢?关键在于这些人类是否属于同一物种,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生殖隔离。(生殖隔离即不能产生可育后代,像马和驴交配产生的后代就是骡子,而骡子是不育的。这就表明马和驴之间存在生殖隔离,两者不属于同一种动物。)如果人类属于同一物种,那么它的演化就应该是多元的,否则,就应该是单线的。这应该很好理解,假如在全球各地都有野马,其中的一只野马想要取代其他各地的野马,在同一物种之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只野马有可能占主导地位,在后代中,占这匹马的基因血缘比例高一点是有可能的。但是,把其他野马全部灭绝,让所有野马都变成自己的后代。在同一物种之间,这种事情难度很大。而生殖隔离无法逆转,让不同物种转化为同一物种,就更是不可能的。假如远古时代有多种野马,彼此之间存在生殖隔离。那么现代马必然是从其中的一种演化而来的。

具体到人类,猿人应该不属于同一物种。特别是,早期猿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本身也可以分为存在生殖隔离的很多支。至于直立人究竟是一个物种还是多个物种,现在下定论还比较困难。因此智人应该是由猿人中的一个物种演化而来的。但是,智人基本可以确定属于同一物种。因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之间是存在着化石性状连续性的。比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中国的丁村人,虽然尚处于早期智人阶段,但已经开始出现白种人和黄种人的身体体貌特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人由非洲一个晚期智人的支系演化而来的说法是不大可能的。2015年,47枚晚期智人牙齿化石在我国湖南道县的福岩洞被发现,距今约8到12万年,这进一步否定了“第二次走出非洲”。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第二次走出非洲”理论往往用分子生物学说事,说现代人和非洲早期智人DNA相似度是97%,所以现代人源于非洲早期智人。其实,现在化石DNA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很多化石并没有提取到DNA,非洲早期智人的DNA提取也不是很完整。而且黑猩猩和人的DNA相似度是99%,我不太明白97%怎么能证明现代人源于非洲早期智人。用分子生物学证明单一起源论必须有同一时期不同区域的古人类DNA比对,但是现在并没有完成这个工作。个人认为,将来完成了同一时期不同区域的古人类DNA比对,不太可能违背化石性状连续性。

总之,人类演化的过程,既有单一的一面,也有多地区的一面。在猿人的阶段,多半是由多种猿人中的一种演化成智人。在智人阶段,这个演化的成果应该是各地区分别演化而成的,当然也存在一些混血现象。(特别强调一下,这只是个人的一家之言,究竟是不是如此,还要进一步研究。)“第二次走出非洲”实际上是为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弱肉强食辩护, “多地区起源论”则是出于民族激情,两者都是有问题的。相比之下,前者的问题更大些。

另外,常说的有色人种的概念是不合理的。因为从地理分布和性状差异来看,所谓的白种人并不是和有色人种对立的,而是大概介于黑种人,黄种人之间的一个人种。像黑种人分布在非洲的中南部,黄种人分布在环太平洋地区,而白种人分布在两者中间。从智力和体力看,白种人也处于两者之间。现在的测验显示,黑种人的平均智商在85左右,白种人在100左右,黄种人在110左右,而体力则是相反,黑种人最高,黄种人最差,白种人则处于中等水平。总体来看,三大种族各有长处。所谓“有色人种”的概念,是欧洲人出于种族主义的自我构建。我们应该坚决反对这种不合理的概念,但是也没有必要构建“黑铁人种——白银人种——黄金人种”的新种族主义,应该坚持种族平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最后一个问题争议更大,就是原始人类的社会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肯定了摩尔根的观点,指出原始社会早期是杂乱的性关系状态,后来是母系社会长期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的一些人类学家,包括中国的大多数学者对恩格斯进行了反驳,认为即使在动物界也是尽量避免乱伦的,在原始社会男子占主导的情况一直是多数,所以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其实,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们的观点并不“新”,而是在恩格斯的年代就是主流,恩格斯也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反驳。

对于动物界也尽量避免乱伦的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动物社会对于推断人类社会确有某种价值,——但只是反面的价值而已。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们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家庭形式中,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许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忌妒,既联结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忌妒,作为共居生活较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间趋于瓦解,最多不过是,其进一步的发展受到阻碍。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正在努力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恰恰是否定了 “避免乱伦”的动物家庭才产生的,这也可以和各民族普遍存在的灾难导致人类不得不选择乱伦婚的神话传说相互印证。

对于原始社会男子占主导的情况一直是多数的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他(巴霍芬)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作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也就是说,所谓的母系社会并不是男子依附于女子的社会,准确地说是非父权的社会,即男女地位大体相当的社会,所谓母权不过是世系从女方计算而已。在这种母系社会下,无论谁担任首领,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此,不能因为男子也有出任首领的权利,甚至有时出任首领的情况比女子更多,就否认母系社会的存在。

通过讨论人类的演化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学者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普遍是采用“先歪曲再否定”的做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不是不可质疑的,但是现在的学者为什么不正面回应而非要“先歪曲再否定”呢?除了他们可能见识浅薄人云亦云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也知道如果不先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们就难以驳倒,这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四、文明起源的学术话语权争夺——历史研究的话语权与科学性


历史的主体是所谓文明史。虽然从年代上说文明史的时间要比原始社会短得多得多,更不要说和更加漫长的自然史相比了,但是从内容上看,文明史所包含的内容却要比以上两个时代丰富得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离我们比较近,我们了解的比较清晰的缘故。然而,究竟什么是文明史,文明社会与之前的社会有什么区别,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是什么,却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3种说法:

第一种是西方史学界最为流行的,即文字的产生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文明文明,有文才有光明。中国人翻译文明这个词汇,大概也是从这种含义来的。然而,这种含义其实是不合理的。虽然说他也有自己的依据,即文字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文字并不是唯一的信息载体。结绳记事等等,也是古代社会有效信息载体,例如,美洲的印加人结绳记事,就非常流行。在这种非文字为主要载体的社会中,社会发展无论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水平,恐怕也不会出现文字,因为,它与文字为主要信息载体的社会不是一种路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文字,但同样也有结绳记事的传统。因此,以文字的出现来判断中华文明的开端,很容易低估古代中国的发展水平。第二个问题是,上古社会的文字能否保存下来,与书写材料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地区使用的书写材料,都是比较难以保存的,那么我们也很难准确的估计它的文字发展水平。如果商代不是使用龟甲和兽骨进行书写,那么甲骨文也一样是保存不下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在整个古代的社会里能够掌握文字的,都只有极少数精英。如果把文字作为判断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唯一标准,其实也就忽略了广大民众的实际状况,从而,也难准确的判断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缪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解释。”

第二种也是在西方和中国相当流行的,即城市的出现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然而,这种说法同样是不合理的。不仅仅是因为在实践中城市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完全对等的。像古代埃及和玛雅人城市就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古代社会,乃至直到工业革命初期,城市只不过是上等人活跃的舞台,而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一直是很小的。以城市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时代标志和以文字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类似,也容易把上等人的历史等同于整个历史,而忽视绝大多数人的实际状况。

第三种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把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产生作为文明时代开始标志。这种说法不仅在西方学术界,而且在近年来的中国学术界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但是,与以上两种说法比较起来毫无疑问是更为科学的。因为这种理论不是着眼于一两个点,也不是着眼于少数精英,而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能够有效解释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且这种理论可以把上两种理论囊括进来,因为从很大意义上说,无论是文字的产生,还是城市的出现,都只不过是阶级统治,或曰国家统治的派生物罢了。这种理论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攻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界喜欢精英统治,而并非这种理论缺乏说服力。这就是学术话语权的争夺。

关于国家的产生,又有两种比较主要的说法,一种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指出的,国家是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引发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产物。“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另一种是西方学界流行的“酋邦理论”。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R·Servise)在《原始社会的组织》(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中提出的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经历了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即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国家是行政权力膨胀的产物。近年来,“酋邦理论”在中国学界也越来越流行。

然而,这两种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其实也都是对现实社会的映射,背后同样包含着对学术话语权的争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导致国家产生的理论无疑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恩格斯毫不否认这一点,并引用摩尔根的话作为结尾:“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与之相对,塞维斯的“酋邦理论”虽然标榜客观公正,不问政治,然而,其对所谓“专制统治”的深恶痛绝和对私有财产的迷恋还是清晰地暴露了其对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和对资本主义国家辩护。不承认自己有政治倾向并不等于没有政治倾向,现实中存在的富豪精英和普通劳动者的对立必然反应在历史研究中。事实上,倾向于富豪精英的学者往往不敢承认自己有政治倾向,但其往往政治倾向更为明显。

就这两种国家起源的观点来说,恩格斯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导致国家产生的理论逻辑是清晰的:公共权力设立的目的,即保护统治阶级的财产。“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争相霸占已经把公共权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之势的高度。”“酋邦理论” 的理论逻辑却是混乱的:如果没有私有制和贫富分化,行政权力膨胀是干什么呢?如果行政权力膨胀是为了保卫和扩大私有制和贫富分化,那么无疑私有制和贫富分化是比行政权力膨胀更为基础的国家产生原动力。事实上,对于很多没有贫富分化的部落的研究表明,这些部落里酋长拥有的是非强制性的权威,而非合法武力支撑的强制性的权力或暴力;在酋邦社会的决策活动中,酋长虽然可以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但是参与或者影响决策的,通常并非酋长一人:酋邦社会的决策活动多是集体性质的。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逻辑混乱的理论能够在中国学界日益流行,本身也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富豪精英们对学术话语权的控制和干预加强。

另外,关于文明史的起始年代和早期文明的划分,也包含着学术话语权的争夺。我们常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然而从夏朝建立算起,中国的文明史不过4000年,更不要说,西方的部分学者只承认从商朝开始的文明史。那么,中国的5000年文明史是怎么算的呢?其实,所谓5000年的文明史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有道理,因为,任何一个文明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难以出现比较统一的强大的王朝的,最早的国家应该是比较分散的,小国寡民式的城邦。这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以及其他的上古文明都是如此,中国也很难例外。更不要说,道德经等一些中国的古老文献里也有着关于这个时代的传说。考古学的资料表明,在5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阶级贫富分化和相关的国家公共权力。因此,我们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是可以的。西方学者不承认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西方中心的偏见。

在早期文明的划分上,这种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就更加明显。第一种是传统的四大文明古国理论。即最早的文明是,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然而这种理论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如上文所述,最早的文明都是一些小国寡民的城邦,并不是统一的国家。而且这种单线文明起源也难以安放三星堆等文明的位置。第二种是五大文明中心理论,即上述四大文明古国算四个文明中心,加上所谓的爱琴文明。这种理论在西方和中国的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比较有名的代表作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吴宇廑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然而,这种理论的缺陷更为明显。因为爱琴文明明显受了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影响,是很难和“四大文明古国”称为并称文明中心的,其地位大体上也就和希伯来,腓尼基,赫梯差不多。这种理论明显有为拔高“西方文明”刻意构建的意味。第三种观点是日本学者中比较流行的3个文明世界理论,即上古时代存在地中海文明世界,南亚文明世界和东亚文明世界3个文明世界。这种理论比前两种理论好一些,因为它是一种多元的文明观,也比较符合上古时代的实际,像中国的三星堆文明,地中海世界的爱琴,希伯来,腓尼基,赫梯诸多文明也有了比较合适的位置。但是,这种理论同样是有缺陷的,最主要的缺陷就是把日本纳入了东亚文明世界之中,拔高了日本历史的地位。事实上,秦汉以前中日的交往是很少的。因此,像台湾一些学者一样把东亚文明世界称之为中华文明世界或曰华夏文明世界更为合适。当然,台湾学者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拔高台湾的地位。其实,这个时候的华夏文明世界并不和今天的中国领土完全重合,不仅不包括日本,也不包括台湾等中国领土,而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也包括朝鲜等当时就受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文明国家。

我们可以看出,在文明史的起始年代和早期文明的划分上,普遍存在着突出本民族本国家的倾向,似乎文明史的年代长了,就更光荣一些。其实,这本身也是富豪精英们控制学术话语权的体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文明时代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一面:“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只不过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表明中国人高人一等,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劳动者的苦难史比大多数民族都更长。假如学术界普遍有了这种态度,还会盲目的追求延长本民族的文明史吗?因此,打破富豪精英们对学术话语权的控制,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历史科学化的重要基础。


五、希腊史是一部伪史吗?——浅谈历史与信史的关系问题


希腊作为所谓西方文明的源头长期受到推崇,在从中学到大学的世界上古史中普遍占有最大的比重。然而,近些年来希腊史的真实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西方学者出版了很多质疑希腊史的著作,中国近年来也出版了何新的《希腊伪史考》,《希腊伪史续考》等著作。但是总体来看,这些著作并没有得到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史学界普遍的关注和承认,而且里面也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

希腊究竟是不是伪史?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树立起“区分伪史还是信史”的统一的判断标准,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是无法进行判断的。那么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个人认为应该把“是否有延续下来的活文字”作为“历史是否是信史”的标准。前面说过,西方史学界喜欢把文字的产生视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甚至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缪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以是否有可以被广泛辨识的活文字和相关的出土文献作为判断历史是否可信,特别是历史上相关的文化典籍是否可信的标准是可以的,因为这也涉及到历史释读的学术话语权问题。

如果一种文字、一种语言灭亡了,变成了死文字、死语言,那么对于“是伪史还是信史”的判断就成为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例如,要是世界上只有十几个人认识苏美尔的楔形文字,那么,“苏美尔楔形文字如何解读”这种问题的学术话语权就完全掌握在这十几个人手中了。这十几个人翻译出来的典籍究竟是不是当时人的原意,其他人就很难做出有效的判断,也就很难让人信服。很多喜欢历史的人都发现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因此西方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出自苏美尔,中国则不少人认为这说明苏美尔人的原籍可能是中国某地。其实,这只不过是那些专家用汉语解读苏美尔楔形符号,发现勉强说得通,于是就这么延续下去了。至于他们这种解读是否符合苏美尔人的原意,甚至这些符号究竟真的是文字还是后人的揣测,恐怕也都是难以断定的问题。假如真的是后人根据自己的想法强加上的解读,乃至这些符号并非文字,由于除了那十几个人外的其他人也看不懂,于是仍然没有办法验证。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光是希腊,就连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都是缺乏信史的。因为他们所谓的历史资料,并不是始终不断地传承下来的,而是十九世纪以来考古学和历史学“再发现”的产物。这种“再发现”究竟是还原了历史还是编造了历史,这在少数垄断史学界的史学家来看其他人都是没有资格解读的。而相关研究的专家出于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否定这个时期整个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可信性,因为否定了这些也就否定了他们自身的价值,也就无法获得相关的研究经费,对于他们自身是极端不利的。比如说,一个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历史学家,最多只是对苏美尔楔形文字的个别释读作出质疑,而不可能否定“苏美尔楔形符号是文字”本身。否则,他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也就无法获得经费。显然,不会有人干这种傻事,于是,“苏美尔楔形符号是文字”变成了苏美尔学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尽管其很可能不是历史本身。所以说,19世纪以来“再发现”的历史都很难算是信史。

“希腊史是否是一部伪史”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希腊的文化典籍上。质疑者认为,希腊文化缺乏原典,缺乏年代比较早的出土文献,就算是最早的版本也多是在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之后,是缺乏可信度的。这种质疑很有道理。另外,上古的书写材料成本较高,因此,上古文献篇幅普遍比较简短。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原始文献,比如《道德经》只有五千字,《论语》只有一万多字。其实,这并不是因为老子,孔子他们不想多写,而是因为在上古书写材料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是尽可能地多写了。春秋战国那个年代,中国的书写材料能够支撑的个人写作是很难超过五万字的。而希腊人所拥有的国土空间和发展水平不可能比中国强太多,但希腊现存的文化典籍都是一些鸿篇巨制,这显然是很可疑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文献的内容方面,希腊的很多文献的确带有后人编纂的痕迹。比如《荷马史诗》中记载了特洛伊十年围城的情况,这在上古社会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因为在铁器使用之前生产力落后,后勤补给非常匮乏,很难打的起长期的围城战。在时间上稍晚的中国的牧野之战,实际上只持续了一天时间。这才是当时战争的常态。而像特洛伊战争反映的这种长期围城战的战争状态,应该说是铁器使用后特别是中世纪战争的一种常态,所以《荷马史诗》的时代不会早于铁器使用后。而且,现存的《荷马史诗》的最早版本也是在十世纪,这恰恰与当时的战争情况吻合。再比如《伊索寓言》有大量篇幅提到阿拉伯的情况,而希腊灭亡之际,阿拉伯文明尚未兴起,所以关于阿拉伯的内容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实际上现存《伊索寓言》最早的版本是十五世纪普拉努得斯的作品,这也恰恰符合当时阿拉伯文明已经由辉煌走向衰败,但仍影响着西方的实际情况。因此,《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分别是十世纪和十五世纪的产物,而非古希腊的文献。当然,即使不是古希腊的文献,也有可能包含古希腊的内容。不能因为《荷马史诗》出现的时间较晚,就断定特洛伊战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明代的《封神演义》中描写商周之际的战争也存在着大量围城战的相关描述,这些描述显然是反映了明代而非商周之际战争的情况,但不能因此就断定商周之际的牧野之战没有发生过。不过,我们更不能因为《封神演义》描写的是商周年代之事,就认为其是先秦的文献而不是明代的小说。对于《荷马史诗》,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判断标准。

也就是说,判断古代文献的真伪应该以古代文献编纂形成的年代,而不是内容的年代为标准。比如伪《古文尚书》编纂形成是在魏晋时期,虽然与上古时代的《尚书》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但不能因此就说伪《古文尚书》是上古时代的文献。再比如宋代形成了《三国志平话》,明代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基础上写成了《三国演义》,我们只能说《三国演义》是明代的而不说它是宋代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希腊文献普遍是伪文献。否则,若是标准不统一,对中国用高标准,对希腊用低标准来进行判断,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另外,人类语言发展也是有规律的,其基本规律就是从简单到复杂。像中国最早的诗歌《弹歌》,只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诗经》中的记载先民情况的《雅》、《颂》中的一些诗要长些,但也比较简短。《尚书》和先秦诸子的语言也非常简单,越往后越啰嗦。而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啰嗦的惊人,是因为其成书年代是19到20世纪,在流传中早已丧失了古典语言的原貌。按照中国《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的标准,《摩诃婆罗多》只能算是19到20世纪的作品。就现存的《荷马史诗》和亚里士多德很多作品的语言风格看,其成书年代不会太早。

当然,古代文献的真伪也是相对的,在文献编纂形成后的流传过程中仍然会发生变化。像我国先秦诸子和《史记》等很多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也发生了版本的变迁,但是结合语言、内容和考古资料,这种版本的变迁还是局部性,枝节性的。而古代希腊的文学、历史和哲学文献也不是没有古代的内容,像1915年就出土过一点据说是罗马时期埃及的希腊语文献残片,但是,这些文献残片不足以证实希腊文化典籍的真实性。比如说,据说其中有《伯罗奔尼撒战争》第四卷的几个残片,一些西方学者就认定了可以证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是真实的。但是中国清华简里也有梅本伪《古文尚书》的大量内容,只不过语言风格不同,所以中国学者就认为此证明梅本《古文尚书》确实是伪书。考证古代希腊的古代文献,应该和中国采取统一标准。

第三个就是“阿拉伯人再传入希腊文献”的问题。质疑的人提出:今天阿拉伯没有古希腊文献的原典。这是有道理的。除此之外,在很多方面也反映出“阿拉伯再传入希腊文献”的不可信性。阿拉伯最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大量描述了印度和波斯的相关情况,但几乎没有提到过希腊。这表明了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希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阿拉伯人也不太可能专门去保管古希腊异教徒的原始文献。这也与现在阿拉伯世界几乎不存在古希腊原典文献的情况是一致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希腊乃至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在上古时代确实缺乏信史。某种意义上说,地中海世界的信史是在君士坦丁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和325年尼西亚会议尊崇基督教之后,以基督教文化作为载体逐渐地形成的。而在这之前的时期普遍缺乏可信的历史资料,总的来说都只是传说而已。至于所谓亚里士多德创作的浩如烟海的文献,应该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一次次“希腊热”中学者陆陆续续托名而成,就好像中国署名黄帝的大量文献并非黄帝时期的作品,而是战国秦汉时期一次次“黄帝热”中学者陆陆续续托名而成的一样。

而在南亚文明世界,因为热带书写材料难以保存等原因,即使是中世纪前期的情况也只能通过中国的《大唐西域记》还有翻译过来的汉文佛经等来进行研究,上古时期更是缺乏原典和年代较早的文献。所以,印度的信史时期就更短了。比较清晰的印度历史是在殖民者到来之后,再往前推也只能推到穆斯林统治下的德里苏丹国时期。也就是说比地中海世界还要晚一千年左右。

不过,依照这个统一的标准,中国的信史也不像很多人吹嘘的那么长。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其实是包括了传说时代在内的,并不能说这五千年都是信史。商代的甲骨文能辨识的人同样不多。(当然,能辨识的人比地中海世界那些早已灭亡的死文字要多一点。但总的来说还是小众的,只有个别的几个字好认些。)今天大多数商代甲骨文究竟念什么,学者是缺乏足够依据做出准确判断的,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猜测。因此,对于相关一些记载的分析很难说是准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代的历史不能说是信史。中国比较可信的历史始于《史记》记载的西周晚期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此后一直到今天的各个年代相关的历史资料记载是没有中断的,而且保留了延续至今的活文字、活语言,可信度争议不是很大。所以,总的来看,中国的信史时间比地中海世界早一千年左右,比南亚世界早两千年左右。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地中海世界和南亚世界在上古时代缺乏信史,就说其上古时代没有历史。历史不同于信史,除了相关文献记载,还是可以以考古资料等做为依据来做出综合的分析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这就把考古资料,特别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考古资料,放到了比历史文献更高的地位。而就目前的相关考古资料来看,古代希腊文明应该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在古代希腊历史里,具体的人物活动和事件更多的是传说而不是信史。对于古希腊文化典籍的研究,也不能以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乃至更晚时期的一些典籍来进行推断,而是应该以出土的相关年代的资料来进行推断。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研究古代希腊的一些相关情况的时候,不能靠那些年代不明且真伪难辨的历史文献,更应该靠社会经济领域的资料和分析。像所谓的雅典民主制,有些史学家研究发现,假如公民大会真的如记载所言开地那么频繁,希腊人就会没有饭可吃,因为根本没有生产的时间。因此,雅典民主制很有可能是后人的建构,而不是希腊的真实情况。当然,我们不能说雅典的公民大会一定没有召开过。但至少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我们可以断言,公民大会不会像传说中开地那么频繁。


六、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浅谈历史的延续性和断裂性及其原因




七、英国退欧与土耳其政变的历史渊源——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民族国家




八、工人与奴隶谁更悲惨?——唯物史观中的现代性批判意识